路易十四时代，法国绝对主义君主制达到顶峰，这不仅体现在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政治机构的建立和完善，同时也体现在文化控制体系的逐步确立，两者扮演着同等重要的角色。因为文化控制体系既是绝对主义体制建构的组成部分，更是制造绝对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主要手段。大体说来，路易十四时代的文化控制策略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在宫廷体制之内，围绕着君主建立起一整套的象征符号、日常礼仪和修辞方式，以炫目的方式向臣民展现王权是整个国家唯一代表，并在臣民的观念层次里培育和强化对等级政治秩序的认同；二是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王国政府采取收束与压制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推进文化国家化，把原先处于“离散”状态的文化活动体制化集中化，使文化成为服务于君主政治的强大工具，另一方面对任何有悖于绝对主义意识形态同一性要求的文化活动予以控制或打击。

  路易十四时代的文化控制策略对法国的政治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既为法国绝对主义王权的确立和巩固提供了坚实的意识形态支撑，且凭举国之力在较短时间创造了法兰西文化的辉煌，但同时也导致大量的经济和知识精英流亡国外，对法国造成巨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损失。更重要的是，从长时段的历史目光来看，这种国家集权的垄断性文化体制，压抑了法国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阻碍了文化产业的资本主义化，为法国18世纪中期之后社会文化危机埋下了伏笔。此前的研究主要关注政治制度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而对文化体制及其象征意义在其中的作用重视不足。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就此一问题进行粗浅的探讨，以期能有抛砖引玉之效，让更多的专家学者从更宏富的历史面向出发，探讨这种权力的文化实践与文化实践的权力之间精微复杂的关系。

  1654年6月7日，路易十四在兰斯大教堂举行了盛大的加冕典礼。当天清晨，兰斯教堂的圣坛下，一边站着僧侣贵族，一边站着世俗贵族，外面是众多的观礼民众。刚刚步入成年的路易十四，在卫兵、王室官员和宫廷显贵的簇拥下登上教堂的唱诗台。主教和教士迎来圣瓶，并将之放到供奉着圣雷和圣路易圣骨盒的圣坛上。接着，在大主教的主持下，国王宣誓，首先允诺保证教会的自由和豁免权，而后手按圣经对王国庄严起誓。再接下来，由王国最显赫的权贵给他穿上丝绒短鞋，呈上金马刺，披上加冕服和紫色斗篷；由苏瓦松大主教给他头顶、胸膛、双肩、臂肘和双掌涂抹圣油，主教给他递上指环、权杖和正义之手。当指环戴上国王右手中指的那一刻，标志着国王与王国结成了连理，“因为加冕的日子，国王庄严地与其王国成婚，甜蜜的、天眷的和高贵的婚姻纽带将他与他的臣民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如同夫妇般地彼此相爱。”此时，国王起身沿着阶梯登上王座，接受显贵们的致敬和效忠，教堂各门洞开，伴随着音乐和烟花，教堂内外三呼“万岁”。最后，大主教给业已得到祈福的国王戴上王冠，加冕礼毕。

  宫廷这种充满庄严气氛的盛大仪式，正如弗朗索瓦·布吕什所言，既非免费的王家戏剧，亦非无用的奢侈品。相反，它的每个环节都蕴涵着严肃的政治隐喻，目的是为君主制提供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同时作为制造新国王形象的重要契机。首先，国王对教会和国家的庄严宣誓，表明他与上帝、显贵和民众结成了契约，臣民对国王奉献效忠，国王则保证维护包括教士在内的各团体的自由和特权，给臣民带来和平、正义和仁爱，像丈夫一般保护自身的“妻子”(王国)。其次，敷圣油仪式召唤起撒母耳给大卫王和拿撒给所罗门施涂油礼的记忆，意谓国王不再是俗人，而是上帝的代理人，以神授的恩宠来管理国家，是王国教会的头号人物，可以主持法兰西主教会议，就教会的自由和特权做出裁决。最后，大主教给国王戴上王冠，象征着国王成为这个政治之躯(body politic)的头脑，三个等级则是这个躯体独立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尽管每个组成部分皆有属于自身个人的位置和角色，但作为头脑的国王解释着躯干的需求和意愿，这也是国王御临法院(lit de justice)时何以能够推翻高等法院法官多数决定的原由所在。

  仪式既包含赋予君主种种权力合法性的隐喻，也是君主向社会展示其政治形象的机会。现场的显贵和民众，亲眼目睹了国王与神圣性的结合过程，亲耳聆听到国王对王国的庄严承诺。仪式的程序和道具在想象的空间描摹出一个生动具体的合法权威形象，“因为君主政体的理想可以付诸抽象的陈说，但君主政体的实际形象和伟大之处依赖于它的具体化表达”。换成人类学家吉尔茨的话来说，戏剧国家的礼仪奢华之功用，是将抽象的权力概念转化为可感知的形式。那些未能在现场观摩加冕仪式的人，可以阅读一些小册子对详细情况的描述，也可以观看官方委托艺术家亨利?达维斯刻制的加冕典礼版画。路易十四统治时期最重要的画家之一夏尔·勒布朗设计的一幅挂毯也有纪念仪式场景的图案。

  加冕仪式仅是路易十四漫长统治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片段。在构筑绝对主义君主制大厦的进程中，礼仪符号是一种重要的材料，他充分地利用礼仪的象征体系形塑着绝对主义的秩序和权威。因此，这位“戏剧国家”的主演，实际上每时每刻都生活在由仪式和象征符号构成的公共舞台上。甚至连国王的起居饮食也高度仪式化，宛如一出微型戏。

  路易十四每天的起床(lever)仪式和就寝(coucher)仪式，都是演员、观众、舞台和情节等各种要素俱备的戏剧。清晨，大贵族们聚集路易十四的寝宫内外，前后分成三批，观看着国王起床、祈祷、洗漱、选择假发、刮脸和穿戴过程，最后他自己脱下睡衣和内衣，再将挂在胸前的圣骨摘下，由过去曾雄踞一方的大贵族担任的内务官或亲王给国王奉上衣衫，首席贴身男仆帮他穿上右袖，首席衣饰官帮他穿上左袖，进而选择领带和钟表。晚上，廷臣贵客们再次聚集，看着国王喂狗、忏悔、穿上睡袍。国王在向众人道了晚安之后，人群陆续离去。接着是短暂的小就寝礼，只有极少数享有特别恩宠的人能继续留在那里，被国王指定为其秉烛的人会感到荣宠有加，为国王擎起烛台直到仪式结束。

  路易十四娴熟地运用了这样的礼仪，作为确立绝对主义政治秩序的工具。诸如起居就寝这样的仪式，一方面能够表明国王的一切，哪怕是王室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也拥有不变的秩序，用以昭示君主的庄严和神圣，以及微缩在这种仪式秩序中的政治和社会秩序的神圣性；另一方面，精致规范的礼仪化世界以及贵族们在此等仪式中争相竞逐，从行为方式和心态文化上对曾经桀骜不驯的贵族都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规约，让他们恪守自身等级地位应有的权利和义务，不能擅自逾越。“因为等级优先准则和行为规范可用于疏导紧张关系，维系某种协调一致，宫廷社会同样在此等规则的支配下”。

  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礼仪场合，全部剧情都是围绕着国王一人进行，他独自高踞在舞台中央，法兰西其他任何贵族，哪怕是王弟，也仅是为他秉烛奉衣的配角或观众，角色之主次高下区分截然分明，这表明他已不再是过去的“第一领主”，而是高高在上的主脑。路易十四在给王储的训导中道出了这些仪式的政治隐喻和象征意义：

  那些认为所有这一切仅仅是仪式的人都是严重错误的。我们统治的这些人，未能洞悉事情之根本，通常根据他们看到的表面现象判断，而最常见的是，他们正是根据地位先后和等级高低权衡自己的尊崇和服从。公众只接受一人统治至关重要，这个执行一人统治之功能的人被提升到他人之上对此关系甚大，也即任何人不能与他混淆或比肩；国家的头脑高高在上，这是将他与四肢区分开来的显著特征，没有人能够侵削这种特征而不伤及国家整体之躯。

  而且，它们也包含着君主政治之现实权谋的操作。在这些礼仪场合，国王决定着谁能够进入，谁将被排斥，他的恩宠主宰着众人的沉浮。年轻气盛的圣西蒙公爵因惹恼了国王而遭到长期冷落，因此怨恨不已，在回忆录里对路易十四的宫廷极尽嘲讽贬抑。

  1661年8月，业已独自掌权的路易十四，参加了财政总监尼科拉·富凯沃勒维孔特庄园城堡的落成盛宴。这座新修的宫殿耗资1800万锂，出席宴会的宾客达6000人，全部使用金银餐具。伴随着饮宴的还有莫里哀创作、勒布朗布景的剧作《讨厌鬼》(Les Facheux)，吕里的芭蕾舞剧和盛大的焰火表演。但时隔不到三个星期，这个富可敌国的权臣即遭逮捕入狱。1662年6月，杜伊勒里宫广场举办了为时两天的宏大竞技比赛，这次盛会的主人变成了亲政不久的路易十四。在比赛中，贵族分为五队，分别装扮成罗马人、波斯人、土耳其人、印度人和美洲人，进行了马上枪术、剑术和掷矛比赛。每位参赛者的盾牌上有着各自的图案，国王的盾牌上的图案是太阳，上面雕刻的铭文为“我见，我征服”。每天的优胜者从王后那里领到价值25000埃居的钻石和镶嵌在宝石相框里的国王画像作为奖品。

  路易十四此举树立了奢华的新标准。但如同前述的繁琐宫廷礼仪一样，这种炫耀性的公共展示决非纯粹的娱乐，而是锻造和强化王权权威的必要手段之一，正如大主教博絮埃所揭示的：“在民众和外国人眼里，为陛下得到拥护计，为华丽和威严耗费资财，从每个方面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它的作用主要从两方面反映出来：一种原因是借此表明，没有一点人能够与王室的资财相匹，哪怕是王国里最强大的臣子，以体现王室的威严和荣耀；另一方面是起着羁縻贵族的作用，让那些来自外省的大领主，在刻板严肃仪式之外，能找到欧洲最奢华最激动人心的娱乐。而且，确立如此阔绰奢华的标准，使贵族们囊中空空，既无心亦无力从事政治阴谋，相反要仰仗王室的慷慨馈赠，以维持巨额的开销。

  有鉴于此，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宫廷，成为时刻都充满着嘉年华欢乐的节庆空间，公共庆典、竞技比赛、宫廷戏剧、假面舞会、音乐会、游戏赌博、芭蕾舞和烟火表演充溢着公共和私人空间。如路易十四自己所言，“将贵族留在宫中的最好方式，就是让它变成一个着迷的地方”。1664年5月，他再次举行盛大庆典。这个被命名为“迷人岛欢乐会”(Les plaisirs de l’Ile enchantée)的庆典活动为期七天，莫里哀全盘指导所有戏剧表演，吕里负责安排音乐，国王与贵族一道，参加骑兵巡游、剧目表演和马术比赛等诸多节目。其场景之宏富，在法国人头脑里留下了持久的记忆。1668年7月，为庆祝征服弗兰德斯，路易十四耗费15万锂，举办了另一场宏大的娱乐庆典，莫里哀的喜剧和吕里的音乐，让600名宾客如醉如痴。晚宴之后，灯火与烟花表演让凡尔赛变成了“火与光的世界”。

  然而，即便皇家的钱包，也难以支撑频繁地举行此等宏大的娱乐庆典，尤其是1672年王国陷入连绵不断的战争之后。但还有众多其他娱乐活动，组构着路易十四宫廷的时间和空间，如廷臣们在“会所”(lappartement)里每周三次的娱乐，自晚上7时持续到10时。会所的娱乐多种多样：赌博、台球、舞会、音乐会，有时还有演出。国王、王后和王室成员都来这里，与人们一起娱乐。“路易十四表现得和蔼可亲，他不让人在他走近时从牌桌上起身问候，他极其礼貌地从这个人那里走动到那个人那里。”但对这种礼仪惯例的坚持，路易十四则显得强硬严峻：“夫人，他曾对婚后未久的太子妃说，我想您也应去会所，到那里跳舞。我们不是特殊人，我们要跟大家打成一片。”据当热侯爵的日记记载，从1684年9月10日到1685年3月3日的六个月时间里，宫廷里举办了超过70场涉及舞蹈的娱乐活动。

  在如此之多大至庆典小至日常娱乐的活动中，王室的政治目的感从未缺席。国王作为其中一员既“与民同乐”，又主宰着游戏的进程节奏和众人的恩宠分配，亲和感与威严感并具，对君主权威的塑造至关重要。路易十四在给王储的训诫中明确地道出这些公共展示的政治功用：

  这种娱乐消遣社交生活，让宫廷臣僚与我们适当地熟悉起来，以言辞说教之外的方式打动他们和愉悦他们。从另外方面来说，人们在表演中得享欢愉，表演实际上就是本着让他们高兴的目的；且我们所有的臣民，看见我们也喜爱他们所喜爱的东西会欣喜若狂，或他们为观赏到最好的东西而心醉神驰。通过这一些，我们控制他们的思想，抓住他们的心，有时可能比奖赏或恩惠更有力。对于外国人来说，在一个他们看来繁荣兴旺管理有序的国家里，耗费这些可能会产生不了效用的资财，会给他们留下华美、权力、富有和强盛的非凡印象。

  最后，“戏剧国家”还需要恢弘的舞台，既为进行严肃的仪式和欢快的娱乐社交提供的必备条件，同时它本身也是展示君主荣耀和权威的载体。这样的舞台无疑就是那些散布在巴黎内外的宫殿。路易十四亲政期间，曾耗费巨资修建王宫，卢浮宫、杜伊勒里宫、马尔利宫、大小特里亚农宫和凡尔赛宫先后得到重修或扩建。之所以如此，其原由同样是为了树立和表现王权的荣耀，如路易的重臣科尔贝所言：“陛下深知，在没有辉煌的战争伟业的情况下，没有一点东西比建筑更能彰显君主的伟大和智慧了，子孙万代都以他们在有生之年建造的那些宏伟宫殿的规模评判他们。”尤其是凡尔赛宫，路易十四否决了意大利式的巴洛克风格，从1770年开始每年投入数百万锂，按照法国人自己设计的建筑风格大举建设，并在1682年将宫廷迁移到这里。凡尔赛宫华丽宏伟、高度集中和整齐划一的古典主义建筑风格，与绝对主义王权追求荣耀、秩序和一统的取向，在表达形式和思维逻辑上相互投契彼此映证，路易十四的寝宫位于这个舞台正中央的位置，以及他本人在仪式里最中心的位置，就是一个最为显见的表征。更重要的是，这里成为路易十四“戏剧国家”的主要舞台，为在臣民的观念世界里塑造君主权威的合法性提供了路径，“慈爱的君主、荣耀的国王、上帝选民的威严化身，这些形象在象征体系里，在国王自己所期望的以他为中心的表演舞台上叠合到了一起”。正如英国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科本所言，法国宫廷成为在两千万观众面前表演的永不停息的芭蕾舞台，路易将严格的礼仪秩序加于其宫廷之上，并非是思想狭隘的表现，而是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也就是让君主成为国家生活中万众瞩目的中心提供必要的背景。

  除作为王权活动中心的宫殿之外，遍布各地的纪念性建筑是散播王权荣耀和权威的另一个重要载体。一座凯旋门在巴黎或外省拔地而起，里尔市为迎接国王入城和庆祝本省归属法国建造了凯旋门，献给路易十四的巴黎圣德尼和圣马丁门则是为了庆祝荷兰战争的胜利。中央立有国王雕像的广场成为王家广场的都市化典范，如巴黎的胜利广场和路易大帝广场。外省二十多座城市计划建造国王雕像。每一座雕像的落成，都会举行盛大的庆祝仪式。雕像运动主要发生在独立性比较强的外省，这也从一个方面折射出雕像建造的政治意义和目的。

  政治国家施予社会领域的文化控制，构成了路易十四时代法国确立绝对主义政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且担当着绝对主义制度组建和意识形态建构的双重角色，“文化比以前任何一个时间里都更明显地进入政治领域，同时充当统治的手段和作为威望的源泉”。路易十四时代的文化控制策略，基本手段归纳起来大体有两种：推动“文化的国家化”，国家对社会施予监控。在这里，本文首先谈谈文化国家化及其在政治上的功用，即建立国家文化机构和推行国家资助制度，将社会领域的文化艺术活动和人才收束到国家体制之内。

  “文化国家化”最主要的表征，是一系列国家性文化机构的创立，将文学、艺术和科学等各个文化领域收纳到国家的控制之下。此举一方面能够把文人墨客们(écrivains)从私人资助者那里分离出来，以免他们在诸如“福隆德运动”等宗教政治纷争时期充当小册子写手，这有利于消弭争论，维持王国意识形态的统一性，另一方面又可以将他们纳为己用，塑造王权的荣耀。早在1634年，红衣主教黎塞留就通过给予财政资助和法兰西学院的名号，将一群在巴黎举行私人聚会的知识分子圈子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按照黎塞留的要求，法兰西学院负责厘清法语的“精确意义”，使之能用于研究科学和艺术；另外，法兰西学院院士在政治和伦理道德事务方面须与王国政府保持一致。但事情的发展表明，“经济保障和地位提升的胡萝卜，足以让强制性的政府指挥棒毫无存在的必要”。对追求荣耀和建立意识形态同一性的绝对君主制来说，这种措施看上去行之有效。因此，路易十四大规模地承袭了黎塞留的文化控制策略，自他1661年亲政之后的十年，是法国各种国家文化机构建立的高峰。

  1661年3月，路易十四颁发特许状，建立了皇家舞蹈学院(Académie Royale de Danse)。宫廷芭蕾中所包含的贵族团结协调和赞美国王的主题，无疑有益于“投石党运动”后王国秩序和君主权威的重建，年轻时经常亲自登台演出的路易十四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在特许状里，他声称舞蹈是法国文化的中心，并呵斥贵族对练习芭蕾的怠惰和缺乏责任，因此建立专门机构以便“重建这门艺术的最完美形式”。尽管成立该学院旨在促进宫廷社交及舞蹈艺术的精致化，但其政治功用是显而易见的，王国政府借此轻而易举地将艺术家们组织起来，置于自己的权威之下，同时亦为自己的权威服务。皇家舞蹈学院很快成为一个官方的文化职能机构，在舞蹈事务领域代表王权监管社会：巴黎的舞蹈演员都要在该学院登记自己的名字和住址；任何新舞蹈作品都须通过学院成员的审查方能演出。

  1663年2月，王国重臣科尔贝为绘画和雕刻学院拟定了基本架构，将这个1648年成立的艺术家团体正式纳入国家的羽翼之下，其90位成员负责皇家的艺术事务，路易十四宠信的画家勒布朗(Le Brun)担任该院终身院长。同年，科尔贝还从法兰西学院中遴选4名文人组成了“小学院”(petite académie)，这个小团体受托研究“画像和挂毯中寓意的作用”，为歌颂国王的纪念章撰写铭文，因此到1716年它被更名为铭文院。

  1665年创办《学者报》(Journal des savants)。这是欧洲第一份文学期刊，在科尔贝的资助下，传播文学界的消息，如介绍新出版或再版的书籍以及它们的思想内容，报道科学方面的新发现。同时，也宣传国王的资助活动，对政治性的、代表官方声音的《法兰西公报》(Gazette de France)构成了有益的补充。

  1666年，王国政府创建了“罗马法兰西学院”，把派遣艺术家到意大利学习训练的传统做法制度化，12名年龄25岁以下且信仰天主教的青年艺术家，拿着国王的资助在学院里修习3年，深化艺术修养。同年，在巴黎，法兰西科学院正式成立。像法兰西学院一样，该学院同样是通过将私人机构国家化而形成的。根据1669年6月颁布的特许状建立了皇家音乐学院，这是第一家法国歌剧院。1671年又组建了建筑学院，作为负责所有建筑事务的专家委员会。

  至此，路易十四和科尔贝业已实现了对文化领域几乎全面的控制。到路易十四统治后期，一些外省亦按法兰西学院的组织模式建立了自己的学院，因为它们需要得到来自巴黎的“支持、保护、官方授权和正式确认”。这些从巴黎到地方的“学院运动”(le movement académique)，确立了以巴黎为中心的国家文化垄断体制。几乎每个有才华和雄心的文人，在国家提供的经济和声望诱惑面前，纷纷走进金色的笼子里。高乃依、拉辛、莫里哀、吕里、勒沃、芒萨尔、勒诺特尔、勒布朗等所有伟大的名字都囊括其中。院士们不仅利用自己的知识才华，为宣传君主的荣耀服务，如撰写章、诗歌或剧本，绘制表现国王伟大的画作；而且，这些学院为法国绝对主义政治体系提供了官方的文化评价机构，确立官方的审美权威，起着引导社会思想文化方向的作用。丹尼埃尔?罗什在阐述学院运动时说：“文学和科学使之显得熠熠生辉的绝对主义，从中汲取到了自己所需的现代意识形态合法性。”

  其次，实行国家资助制度，这是文化国家化的另一个表征。该制度与学院体制相辅相成，它们通过金钱和荣誉，将学院内外的杰出人士吸引到国家的恩惠之下，成为驯服文人学者，使之为君主的荣耀服务的有效工具。

  1662年至1663年，法兰西院士夏普兰负责拟定一份文人名单，遴选可为君主制效劳的作家和值得鼓励的新锐之人。1664年，在首度得到资助的58人名单中，包括11名外国人。我们在这份获得年金的名单里能够找到诸多古典作家的名字：高乃依、莫里哀、拉辛、佩罗尔、基诺尔，还有伏尔泰在《路易十四时代》里提到的国外科学家，如荷兰物理学家惠更斯和意大利天文学家卡西尼，科贝尔分别以6000锂和9000锂的高额资助将他们引进到法国。王国资助当年支出数额79500锂，此后数年，用于此项事业开支的金额年年增长，因此而受益的文人也有所增加，1667年和1669年达到创纪录的水平，国王给50-70位文人分别资助了118000锂和108000锂。随着法国与荷兰之间战争爆发，从1673年起，这份丰厚的皇家奖励不再分发给外国人，1674-1683年间资助总额也减少到年均约60000锂。

  得到赏金的文人数量较少，且一些人长期出现在获助名单上，皇家赏金几成固定收益，因此过上了优裕的生活。像路易十四这样对科学和文学艺术人士予以持续定期的资助在欧洲尚无先例。从伏尔泰到一些当代法国史学家——如弗朗索瓦·布吕什，都对路易十四此举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路易十四这种奥古斯丁式的资助，是在对人文价值的崇敬和广泛的趣味引导下诞生的，它夯实了文人独立精神之根基。尽管16世纪以来人文主义价值和太阳王本人心性在其中的作用不能否认，但我们还应看到，这种行动与现实政治目的是紧密相连的：把杰出文人吸纳到体制之内的国家资助制度，让他们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宣传国王，在民众的想象世界里构造一位慷慨大度、热爱科学艺术的君主形象。“夏普兰就曾告诉接受了资助的荷兰学者尼古拉斯·海恩修，国王慷慨大度，但他明白自己在干什么，他并不想被人当成傻瓜”，并叮嘱后者对国王的赞扬要显得自然，并且在国外出版。

  路易十四在建构国家文化统治体系的同时，对社会施行管束和压制，使之符合绝对主义政治的基础要求。早在17世纪法国绝对主义王权建立过程中，王国政府就已开始加大对出版印刷行业的控制。根据1618年7月批准施行的法令，建立了在国家监管之下的行会组织，垄断着书籍出版业，并负责执行王国政府的相关法规。1624年，路易十三颁布法令，设立了常设的书籍审查委员会，给予书籍审查员年金。在同年的另外一则法令中，规定禁止那些没有经过授权出版的有关政治和国家事务的书籍与小册子。但对书籍出版行业严厉的控制，到路易十四亲政后才逐步推行并形成体系，目标是将作者群体、印刷出版企业全部置于国家的监管之下，禁绝“坏书”(mauvais livre)在法兰西王国境内的出版和流通，以此维护绝对主义所追求的政治宗教价值观的一统性。其主要措施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对文化生产领域进行重组和规约，使社会单元同样呈现集权的模式，按照集权的逻辑运转。根据1666年10月的清查，仅巴黎就有79家印刷工场，它们拥有216台印刷机。许多印刷工场规模很小，超过一半的企业拥有不超过两台印刷机。这些处于散乱状态、追求经济生存的出版印刷企业，是王朝政治和意识形态稳定的潜在威胁。17世纪法国几乎每一次政治动荡的背后都有印刷出版机构的影子。路易十四幼年时代亲身经历的投石党运动，印刷宣传的作用表露得尤为明显，“这场运动的标识是，传单、小册子和各种各样的形式的讽刺画、时政论文大量出版，矛头首当其冲直指马扎然。利害关系是如此重大，乃至每个派别都组织自己专门的编写小组，雇用直接连通印刷厂的常驻作者”。因此，监控印刷出版企业是建立和维护绝对主义权威的当务之急。

  17世纪60年代，在科尔贝主政下，正式着手对印刷出版企业施以强有力的监控。1666年12月，国务委员会颁布政令，要求印刷出版公会董事及其副手呈交条例、法规、账目和文书，以备国王任命的高级警察专员稽查，同时公布了有权在巴黎从事印刷事务的师傅名单，并规定不准接受新的师傅和建立新企业，等待新的政令出台。但这一等就是近20年时间。1683年，许多印刷工场随着师傅去世陆续关门，政府对图书出版业进行彻底重组的时机到了：1686年8月颁布的有关巴黎印刷出版商新法规，对该行业进行严密的规约，譬如，企业规模方面，要求每个印刷商必须拥有两台以上的印刷机方能从事印务；印制形式方面，要求必须印上出版特许状，字体优美，纸张良好；还有对师傅与伙计的关系、子女继承的条件等，都以多款条文予以限定。但这个冗长的政令，最重要的是第7条和第43条，前者对印刷出版企业的经营区域进行了细致的限定，要求印刷工场和书店集中到大学区，只有专营宗教类图书的书店允许开在王宫周边和圣母院大街；后者则明确地将巴黎印刷商数量限定在36家，“在印刷商方面，将不会接纳任何人，直至它们的数量降到36家”。它们鲜明地体现出集权政治的治理思维：以集中的方式，专横地对社会化繁为简，改造社会单元使之与集权体制同构，以方便管理和控制。

  第二，在文化生产领域强化特许制度作为预防性检查手段，让巴黎的文化出版界服膺于特权体系带来的好处。对渴望更有效地控制出版业的王国大臣们来说，上述措施尚嫌不够。科尔贝及其继任者还通过特许保护制度，维护印刷出版商的垄断地位让他们从中获取丰厚的利润，从而对国家形成向心力。1665年2月的法令，禁止出版商在没有特许状的情况下付印任何新书，包括古代书籍，并赋予初版所有者申请特许延长的优先权，规定版权所有者在出版特许到期前一年提出申请。为了平息外省出版商的不满，该法令也规定，对古代作者著作，除非做出大量增补或订正，否则不需申靖特许或特许延长，其他出版商也可以出版未经增补或修订的古代版本。为了打击盗版，同年9月的法令，又授权书籍出版特许或特许延长持有人没收和占有所有盗版书籍，包括印刷机、字板和印刷中使用的其他材料。1671年，高等法院的裁决又规定，在盗版书中假冒特许状和特许状所有人的名字的出版商或印刷商，都将永久地剥夺进入该行业的权利。

  书籍出版行业的特许制度，是法国旧制度整个特权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导致的结果，同样是权力的集中。得到最大利益的显然是巴黎印刷出版商，限定公司数和推行集中化管理，已经极大地减少了巴黎印刷出版界的竞争强度。巴黎出版业行会业已成为一个官方羽翼庇护下的利益团体，合法地垄断着巴黎所有出版物的生产和销售。特许制度让它们包揽了法国主要的新书出版权，特许延长制度又保证了他们对有利可图的书籍长期占有权。这种垄断局面，对君主集权政治的益处不言自明：它杜绝了巴黎印刷商出版秘密读物的可能性。因为出版业行会变成了官方监控下的社团，实际上充当着执行官方监管任务的得力工具；而印刷商们成为特权体系的组成部分和受益者，既不能也不愿这么做。

  第三，国家是暴力机器，对社会具有的冲动和功能。因此，王国政府对社会施以制度性的控制是一方面，动用警察力量抑制或文化思想领域的异己力量是另一方面。尽管采取诸多措施以掌控巴黎的印刷商和出版商，但仍然不能阻止坏书以某种形式在巴黎出版和秘密流传。在科尔贝的策划下，1667年3月15日颁布法令，对巴黎的警察系统来进行重组，创立了警察总监。他负责监控巴黎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审理违反为印刷业制定的法令、条例和规章的行为，如印刷商出版被禁的书籍和诽谤性小册子，以及商贩兜售和散播此类出版物。首任警察总监尼古拉·德·拉雷尼(Nicolas de la Reynie)建立了书籍警察组织，强化对印刷出版业的管理，同时追查煽动性的作品、手抄报和荷兰进口的其他小册子。随着法国对外战争的爆发，1670年代这类印刷品逐渐增多。因此，拉雷尼颁布警察训令要求，在未经法官文书许可的情况下，印刷商、出版商和铸字工不能出售任何印刷机、任何活字或字盘，并规定没有行会董事及两名副手在场的情况下，不能向购买者移交已有的印刷器材。与此同时，巴黎警察系统加强了对写作、出版、贩卖煽动性或诽谤性小册子的作者、出版商和书贩的追踪缉捕。1670年警察抓捕的两名作者，被指控与卑俗凶顽之辈过从甚密、买卖利润丰厚但充满危险的诽谤性小册子且狡兔四窟组织严密等。

  更重要的是，路易十四为维护意识形态的统一性，对宗教和政治上的异己力量予以打击。尤其是17世纪80年代之后，当他与罗马天主教廷的矛盾解决之后，开始大力迫害宗教异端，20万新教徒和詹森派等其他受排斥的教派信徒被迫逃到国外。避难者主要由有文化的中产阶级组成，这中间还包括一些才华卓越的文人，如皮埃尔·培尔(Pierre Bayle)、阿尔诺、尼科尔等。在政府严厉的政策控制下，诸如夏尔·勒维埃、皮埃尔?戈斯和德博尔德家族等多家法国出版商也移居到荷兰。

  综上所述，路易十四时代，法国在社会文化领域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备的控制体系。它不仅按照绝对主义逻辑完成了对社会单元的重构，而且发展出手段灵活性更好、策略更加精熟的控制程序，具有了现代集权国家的基本特征。

  路易十四时代，法国绝对主义政治在文化方面的建构，不仅构成了绝对主义王权体系建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且因举国家之力的行动方式，使法国迅速上升到欧洲文化先行者的地位。来自现代国家的雄厚财力支撑和行动组织能力，给法国带来了美轮美奂的宫廷政治、群星璀璨的古典主义文化和精确优雅的语言，欧洲别的部分都以不同程度的热情俯首称臣。路易十四成就的温文尔雅、自信和纯粹特质，让大多数国外文化看上去显得陈旧过时、晦暗沉闷和乡下一般狭隘。乃至有学者在1682年声称，意大利的文化霸权结束了，如今在所有的艺术领域都是法国在确立标准。

  然而，负面影响亦显而易见。绝对主义政治对权力和意识形态的一元化追求，势必要对社会施予侵削，以便排除那些不能见容于其追求目标的社会力量。我们从上文中不难看到为达至这种目标而进行的社会“清洗”：众多的印刷出版企业在意图明确的遏制下死亡，大量的经济和文化精英被迫流亡国外。但这些仅是绝对主义政治带来的直接后果而已，从长期影响来说，法国绝对主义政治以君主政府作为社会的唯一组织者和驱动力量，压抑了社会无数个体的活力和创造力。“不在政府的帮助下，想成立哪怕最小的独立社团也会让它感到害怕。最小的自由结社，无论其目标如何，都会令它厌烦；它只让那些由它专断地组织起来并由它把持的社团存在。大型的产业公司也会使它不快。要言之，它丝毫不愿公民以任何方式，卷入到对他们自身事务进展的监察中，它宁愿要贫乏也不要竞争。”托克维尔的这番言论一针见血地揭示了集权体制的基本特质及其长时段的后果，即不允许任何社会自治组织的存在，因此导致社会发育的不良。

  以我们所讨论的文化产业来说，路易十四时代确立的书籍审查和企业监控体制以及政府对信息(尤其是政治信息)的垄断——集权体制通行的秘密政治之必要条件之一，阻碍了法国书籍报刊业的发展。在18世纪的法国，从理论上说，任何冒犯政治、宗教和公共道德的著作都不能自由出版，许多著作只能转向国外出版。报刊业发展迟缓，直到1777年巴黎才出现第一份日报，且报纸的内容主要偏重于文化方面。黎塞留创办的《法兰西公报》垄断着皇家政治信息的发布，但在报道政治事务时官腔十足，按照政治需要取舍和剪裁信息。因此，在文化产业的发展上，18世纪的法国不仅不能与蒸蒸日上的英国相比，甚至逊色于邦国林立的德国。

  与相对迟滞的文化产业相比，18世纪的法国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却呈现生机勃勃的局面，人口一直增长，教育逐渐普及。新成长的且受过教育的青年群体，不仅仅简单地需要就业机会，而且怀有更高的社会期望——期望凭借自己的德能谋取到金钱、名誉和崇高的社会地位。在旧制度垄断的特权体系下，实现这个期望的主要门径就是进入该体系当中。但不幸的是，它所能提供的职位是极其有限的，只有极少数有关系有门路的幸运儿才能跻身其中。具有天然控制本能的政治国家与日益发展变化的市民社会之间，张力越来越大。

  但绝对主义体制内在的惰性、内斗和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使每一项改革都举步维艰。而那些受过教育的社会下层精英，面对进身之阶的狭隘和体制不公，怨恨满腹，通过舆论把怒火烧向把持特权的社会上层。因此，曾经制造出绝对主义君主制荣耀与辉煌的体制建构，其既有的内在特质也埋下了自身衰亡的因子。